世事瑣記 4

        歷史上比較像台灣當前情況者，應以明末來台的東寧王朝最明顯。第一任統治者鄭成功很早就過世，但他的兒子鄭經承續父親的基業，大力發展海上力量。這部分不只是說發展海軍，更重要的是透過海上航運而發展對外貿易；包括日本、朝鮮、菲律賓、暹羅、英國等貿易夥伴，台灣輸出砂糖、鹿皮、米穀、藥材，並自海外輸入各類必需品，包含器械、盔甲、軍火等等。雖然台灣本身物產有限，但透過大量貿易往來就能奠定經濟基礎，從而壯大軍事力量。而當時清朝對付東寧王朝主要是招撫，但怎麼談就是談不攏。清朝初期還遇到三藩之亂，並且清軍不擅水師，因此就封鎖東南沿海地區，將百姓往內陸遷徙，並禁止與台灣貿易。不過，清朝的禁令不彰，東寧王朝照樣有辦法和大陸貿易。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盪平三番之亂，軍事力量正式進入東南沿海，並招降納叛，獲得投奔的施琅支持，重新訓練水師，兩邊軍事力量開始轉變。

1949年之後國民政府來台，除了韓戰導致美國介入台海，使台灣得到保障外。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政策大致上是重新打造底層構造，並強化工商社會的必要機構，如比照德國和日本先例，制定民、刑、商和各種相關行政法令，並且在清朝和日本的基礎上，將郵政、銀行、法院、地政、戶政、水電、港埠、機場、鐵路、公路等軟硬設施都逐步建立起來。進一步則是透過進口替代和輕工業品外銷的方式，開始累積資本，並且台灣置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供應鏈。當然，國民政府也有其限制，例如政治上管制言論、廣播、報刊，中央民意機關沒有改選，而是以增額的方式，增加台灣地區的民代名額。經濟上，多數農民雖然不再是佃農，但因政策之故，農產價格(特別是稻米)持續在低檔，農民頂多溫飽。在工商業，政府因擔心左翼運動，大力壓縮工會，工會的團結權、協商權和罷工權難以實現，導致長期偏向雇主的勞動政策。早期勞基法的適用對象以工廠工人為主，服務業則無，對工人是比較不利。因此在糧食價格穩定與壓低勞動成本的兩個做法下，並將自身的底層與高層構造逐步配搭起來，台灣從1949年之後開始了與世界加大往來貿易的趨勢，創造資本累積的機制。相對來說，中國大陸完全不同，自1949年建國到1977年鄧小平復出之前，中國大陸陷入30年的混亂，長期處於內部鬥爭和左傾路線，整個經濟結構呈現倒退與停滯，其集體經濟累積資本非常慢；加以供養數百萬軍隊和支持軍工業，整體國家財務是緊促的。唯一可以看到的契機是毛澤東遂行鬥爭，卻無意間使中國2、3千年累積的傳統被夷為平地，包括

1.地方武力、土匪強盜、土豪地主等都被掃光，國家行政力量掌握全國每個角落，土地產權全歸國家。

2.婦女地位提升，勞動力得到解放。

3.集結有限的資本發展軍工業、航太工業和少數基礎設施，也得到某種成績(衛星、核彈、氫彈、火箭、戰機、潛艦、全國鐵路網、長江大橋、青銅峽水電等)。

因此當鄧小平開啟現代化進程之時，實際上毛澤東已不知不覺中鋪好道路。鄧小平雖然走改革開放，但社會各機構仍在摸索。例如市場開放之後因購買力尚未發達而引發通貨膨脹，或官方企業被掌權者牟私，使市場價格遭到人為扭曲。另外，還要搞懂民商法律與市場交易的關聯，乃至法律觀點要從純字面解釋走到法系統、法理學的多重面向。…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以我的領域來說，比方說30年前有個人需錢孔急，他手頭上有輛Benz 300SEL以及一間套房，如果同時作為擔保品拿去銀行變現，銀行要如何看待這兩樣東西？除了要有一套客觀的價格鑑定系統外，這兩個擔保品有無本質上的差異？當時一輛Benz 300SEL的新車售價和一間套房賣價相同，但前者是動產、後者是不動產，所以不只折舊不同，財產所有權的取得方式不同，做為擔保品的方式也不同。這些是因著商業交易習慣而影響了法律的訂定；例如Benz 300SEL雖然是動產，但它可能比一般汽車保值，而且所有權的標示有政府的認證，也可以透過特別法來讓它做動產抵押，而抵押本來是專為不動產而設計。延伸來說，後續要使法院的審理、判決以及銀行的授信制度跟上這些法律，借貸市場才可能運轉起來。其它枝枝節節的事還很多，像是付款工具不再靠現金，支票、匯票、本票都要跟著出現，政府也要訂定契約書範本，減少糾紛。按這樣裡路，1989年天安門事件表徵著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重大不適應；底層構造開始改變，中間發生的衝突卻沒辦法透過適合的機制去調整，以致民怨累積，甚至急速演變到要求政府組織(高層構造)走向西方民主。政府對此拿不出可對應的策略，終究還是以保障政權為首要而出手鎮壓。但鎮壓之後，鄧小平也明白改革開放是不能走回頭路(毛澤東路線)，只能深化改革，將更多西方資本主義的底層和商業機制引入，但仍維持一黨專政的民主集中制。這樣的作法一路維持到今天，在政府等高層構造沒有太多改變時，底層與社會重要機構，如法院、銀行、郵政、訊息、交通、教育等等(可說是中層構造)卻有重大進展，至少在形式上已具備基本的機制和規模。政府建立了基本的商業機制，讓社會私部門可以開始順利地累積資本，國際資本也開始進駐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了高度分工，也有其競爭力。這個事實會逐步會產生新需求(是必要條件的需求)，促使中國政府必須改變市場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動輒以非經濟的手段去調整市場，而是在各種經濟手段之間做配套，引導市場走向，也就是合理化走向。這個合理化走向，終究會影響整個高層構造，也就是政府的結構與政策形成方式也要合理化，合理化未必一定是純西方民主，但一定要與底層構造和中間商業機制充分連結，並有效能地回應後二者的需求(尤其是法治系統)。否則重大的矛盾衝突還是會出現。這部分要走多久？沒有人知道，可是趨勢會往這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