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7/11
不論是討論聖餐的性質、笛卡爾或培根，都顯示當時的歐洲有種不一樣的思想，它正逐漸改變人們頭腦裡看待事物的基礎。當時有個哲學家叫做奧坎，他主張唯名論，對早年的馬丁路德有不小的影響。所謂唯名論的意思是指事物的當下表象與其背後的實體應分別看待；我們可以看待、評價具體的黃色計程車、黃色衣服、黃色水彩等等，但無法觸及背後那個形而上的實體[黃]。這種具象與實體二分看待的思想可以上溯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重視個體的存在性。這和他的師傅柏拉圖不同，柏拉圖重視形而上實體世界(理型；idea)對現實個體的支配力量。柏拉圖的看法導致個體的存在性及主體性變得模糊，形而上的理型則支配了一切。古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很重視柏拉圖的看法，將理型看作上帝。不過到了中世紀，也就是在馬丁路德之前300年，那位號稱天使聖師的多馬斯.阿奎納透過阿拉伯人的傳佈，認識了亞里斯多德，而且當時有越來越多的神學家(也是修道士)覺得除聖經的方式認識上帝創造的世界，也可以用人的理性來認識，畢竟理性也是上帝創造的，都可以光榮上帝。而後面產生的影響是人的理性逐漸受重視，個別的人所具備的主體性也跟著提升；到後來對物質世界的因果看法也按著理性分析的方式看待，這因果看法與數學結合而獲得巨大成功，可以清楚解釋眼前的世界變化，導致人逐漸將神聖世界看作神祕而未可知，不可知的方法又被認為是不理性而遭揚棄，神聖與世界原本的連結開始二分(聖俗二分)。
所以，現代人手上的一支筆若掉到地上，他若回頭想這因果關係，一定是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不會馬上想到是冥冥中的上帝讓自己不小心溜手。因此聖餐中的餅與酒，其物理與化學性質就特別凸顯在我們的腦海，它在自然世界的理性分析獨占鰲頭，這種看法使得加爾文直覺上就不認同餅與酒解釋為耶穌真正的身體與寶血，因為這種解法是形而上的神秘方式，現實世界的因果推不出來。那麼他對聖經經文的解釋就會往[為的是紀念我]移動，因為這是理性可以認識的。餅與酒就和神聖世界區別開來，餅與酒有其物質獨特性，唯一的連結是[紀念耶穌]之故。這樣的脈絡之下，人(包含基督徒)自身的主體性跟著提升起來，解釋世界不再依賴神秘方式，人的主體性悄悄自立於上帝之外，與上帝融合的概念則淡薄化。
不過到了二十世紀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對於自身理性造成的後果極為難過，也連帶懷疑理性。而基督信仰也是那時候左右出現靈恩派，訴求直接的神恩、直接的體驗、直接而強烈的聖靈感動。那原本已經塵封不動的神祕釋經方法又重新得到接納，再次藉著靈恩走進很多基督徒的生活經驗中。大體上，人類主導的社會從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從現代走向後現代，後現代是百家爭鳴的多元價值，有最理性的也有最不理性的，通通呈現於眼前。但背後也有問題，就是普遍接受的價值難尋，傳統權威不再，人既想擁有自由自主而不受權威約束，卻也同時感到孤單漂流。而基督信仰有類似的情況，有最固守經文的保守教會也有完全靈意解經的靈恩教會，並且都會地區出現大量常換教會或偶而去教會的基督徒，乃至不屬任何教會的獨立團契，信仰權威是分散的。即使是保守著稱且權威統一的天主教，許多基層的天主教徒也不見得聽從教宗的訓導(例如婚姻與家庭、墮胎、婚前性行為、離婚、避孕行為、多元性別等等議題)。
回到聖餐，也回到我們現代人的頭腦。我們平常生活的社會是以理性架構出來型態(當然這裡面有許許多多不理性的成分)，但走進聖堂卻要面對這神秘的餅與酒，且領受二千年前的教導：先悔罪才能領聖餐，否則將吃喝自己的罪。
就個人而言，巴蘭的行動凸顯信仰生活不能局限於馬丁路德高舉的唯獨聖經，也不能只靠著神曾跟我說了什麼；聖經也需要透過閱讀、討論、祈禱、默想來認識與感受，閱讀的角度、討論的基礎、祈禱的方式和默想的習慣又和教會的教導、傳統有關係。自稱神曾對自己說的話需要驗證，因為這其中到底是上帝的靈？自我的靈？世界的靈？還是魔鬼的靈？沒有清楚辨認就融入其中是很危險的。因此信仰生活是需要多種因素來成全，也需要多種因素之間的感受與平衡，並置入日常生活當中，將神聖世界與日常生活結合，或許才敢說我天天披戴著基督行走於天涯海角。
更裡面的是自己在上帝面前究竟是怎樣的人？我確實是上帝創造的主體，有自由意志、有認識上帝以及評價一切受造物的能力。但我若承認自己的軟弱，就知道自己主體性是有限的；越深刻發現自己軟弱，餅與酒就越接近耶穌的真身體與真寶血，從而人性就像一滴水融入神性的無限大海。也就是說神與人的關係絕非僅形式上的兩個主體關係，好像截然二分。某位靈修有成的人曾這樣形容，有個在我裡面的真我，它不是具象在身體的某個位置，並且像一隻害羞的野獸，當自我、理性、分析越強大的時候，越看不見它；可是當我們願意謙卑自己，將主權交託上帝的時候，真我就隱然現身，並展現真實而強大的主體性。它住在我們最深且最中心的靈魂深處，映照出上帝的形象，甚至分不太出來那是上帝還是自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