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瑣記5

        這幾天媒體都在報導香港的衝突變大、區域也擴大，各路人馬的叫罵聲也越來越大。大環境確實很複雜，香港抗爭混亂情勢持續，中國大陸拉高警告層次，並開始集結香港支持建制的團體，除定性抗爭為暴亂，也指名美國和台灣暗中涉入。中美貿易戰仍在持續，美國甚至宣布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並且川普準備拉高層次，退出中程彈道條約，國防部長表示要在亞太地區部屬中程導彈，台灣也在考慮之列。中國大陸宣布暫停陸客自由行、縮減旅行團、參與金馬獎。台灣內部的總統選戰高潮迭起，藍綠白三方混戰，但還是要談一些脈絡。
香港則很特別，她過去的歷史很像英國殖民地直布羅陀，西班牙不斷要求歸還，但直布羅陀人對西班牙沒什麼向心力，她喜歡自己目前的地位。或是西班牙在北非摩洛哥沿海也有幾個小地區(梅莉莉亞、休達)和小島的殖民地，當地人也不會想回歸摩洛哥。1949年之前，全中國大致只有上海比香港繁榮，上海與香港是二大中國沿海口岸。英國引進法律、司法和行政系統並有不錯的效能，也因其地理和歷史的關係，香港在1949年到1990年代曾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窗口，其法律與行政系統剛好與金融和貿易結合，使香港確實是東方之珠，是純粹資本主義的貿易中心，港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香港股市也是重要的國際證卷交易市場。因著有上述的情況，香港整體經濟環境是穩定的，而且是東亞的經濟中心之一。但1997之後有幾個變化：
1.她的主權正式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
2.她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繼續享有原殖民時代的法律與經濟特色。
3.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香港上層構造是有某種限度的自治，中央政府實質掌有特區控制權，例如特首選任並非普選，而是間接選舉制，建制派也掌控著香港立法會的多數。
4.回歸後的香港政策走向金融、貿易和地產為主，特別是地產成就了少數地產企業，但中產階級和下層百姓卻深受其苦。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到現在，香港房價大約漲了2.4倍，但薪資沒有跟上來，對一般中產階級是重大的生活壓力，基層百姓更不用說；劏房、蟻居、籠屋、棺材屋都是明顯重大的社會問題。又如香港的部分基礎設施趕不上，例如公醫雖然收費比較私人院所便宜，但公立醫療院所、人員和設施不足，也沒有健保，嚴重影響看診療程，民怨很大。大致上，50%的醫療人員照顧10%比較有錢的市民，另外50%的醫療人員照顧90%的一般市民，而港府對以上問題的改善速度明顯跟不上。(https://theinitium.com/…/20190211-opinion-repost-hongkong-…/)。又如基本的勞動法制也走得慢，像台灣在1968年就訂定基本工資暫行辦法，而香港是2011年才實施最低工資條例，可見港府與資本家走得有多近。(香港是世界上生活物價最高的城市，與巴黎和新加坡並列第一，而台北是第56名，但香港2019年的法定最低工資和台灣差不多。)這些原因之下，市民不只抱怨港府，也會對回歸中國產生不信任，也更造成回歸中國之後的身分認同問題(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嗎？)。
5.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今年初正式發布，要結合珠江三角洲的幾個重要城市(香港、澳門、廣州、深圳、…)，類似美國舊金山灣區或紐約灣區的概念，其中期待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但仍有人擔心在這個整合的計畫當中，香港要面對深圳、珠海、東莞、廣州乃至上海、廈門的崛起、合作和競爭，獨特性會逐漸淡化。
        按照這些觀察，香港人心浮動確實有其根本性原因，對中國大陸當局來講也不方便任意武力鎮壓。以下幾個特點就足以說明不方便的原因：
1.全中國外匯存底是3兆5675億美元，其中香港佔4485億美元。
2.香港是WTO獨立關稅領域會員(和主權國家平起平坐)，歐美國家多與香港簽訂特殊的貿易條款，仍是中國大陸與世界重要貿易和金融門戶(最近兩年外商透過香港投資中國大陸約990億美元，佔外商投資中國大陸的80%)，中國大陸往往透過香港來購買重要的物資、技術(尤其是歐美禁止賣給中國的科技技術)。
3.中國大陸的上市公司有60%到香港上市(IPO)。
        因此若逕行鎮壓，對中國大陸的傷害甚大，有投鼠忌器的問題。因此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中國大陸對港單位和港府聯手召集各建制派，大聲批判港獨和反政府勢力，但實際行動上至多申請中國武裝警察支援香港(不致動到解放軍)，採取局部和有限手段的壓制行動；動用解放軍很可能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眼前的短期來看，如果還沒到失控情況，中國大陸當局應該會讓港府逐步處理，因為眼前單是觀光業就受到明顯打擊，另外港股從7月中到8月中已經跌了3000點。買股票的民眾、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和銀行保險公司都虧損不少，這已經威脅到眾人的荷包和退休生活，會有不小壓力。所以經濟下行的風險一定影響民眾心理，時間一久，對於抗爭活動的看法就可能轉變；從理解、同情或支持慢慢轉成不解、焦慮而反對。港府可能會掌握民意變化和經濟情況，軟硬兼施地把抗爭活動縮到最小，最後再以司法程序懲處、結案。要注意的是過程雖然如此，還是裡面會有波折、衝突，尤其網路快速地傳出血腥和衝突的訊息與報導，類似去年法國發生的黃背心運動。
        從媒體畫面看，上街抗爭的人多是年輕人，這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XX革命仍有類似的脈絡。也就是說上個世紀90年代發生全球化變遷後(蘇聯解體、東歐和中國加入WTO、)，貧富問題更形嚴重，不具備跨國能力的多數年輕人發展機會變少。所以國家政府必須幫忙年輕人尋找未造發展機會，而不是一味附和資本家的需求，任令個人的生存條件遭極度壓縮。未來中國大陸若想達成香港的維穩目的，恐怕必須採取多角度處理，改善底層構造發生的各樣問題，例如採取比較長期和重大的社會政策，尤其是教育、住房、醫療、工作等，以消彌民怨。以2010年的茉莉花革命為例，它發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國二大房地產公司不當授信，銀行又將授信包裹成金融商品販賣到世界各國銀行，當授信本身出現問題時，世界各國都受重大影響，以致經濟市場大幅萎縮。全世界的青年人也都受影響，包含教育成本、工作機會、薪資幅度、購屋或租屋負擔等。講個題外話，很多歐美國家女孩為了解決高昂的大學費用，去媒介網站尋找甜心爹地，也是類似的背景。這情況對於第三世界影響尤甚，像突尼西亞這種國家就百業蕭條，加以政府沒有積極處理，才導致那位年輕人(Mohamed Bouazizi)因蔬果攤被沒收而自焚。始作庸者美國只想到自救，聯準會拼命讓美元流入市場，各國央行也跟進撒錢，這麼多的資金往往流到股市和房市，這是香港近10年房地產漲2.4倍的背景。所以貧富差距加劇，年輕人若無長輩照拂(贈送不動產、幫忙繳房貸等)，生存更艱難。中國大陸掌政者應督促港府進行根本改革，例如重新省思不動產的屬性和政策調整方向；包含是不是把不動產視為個人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不動產應看作資本還是商品？不動產的寡佔是不是該列為優先處理的問題？這才是正本清源。

世事瑣記 4

        歷史上比較像台灣當前情況者，應以明末來台的東寧王朝最明顯。第一任統治者鄭成功很早就過世，但他的兒子鄭經承續父親的基業，大力發展海上力量。這部分不只是說發展海軍，更重要的是透過海上航運而發展對外貿易；包括日本、朝鮮、菲律賓、暹羅、英國等貿易夥伴，台灣輸出砂糖、鹿皮、米穀、藥材，並自海外輸入各類必需品，包含器械、盔甲、軍火等等。雖然台灣本身物產有限，但透過大量貿易往來就能奠定經濟基礎，從而壯大軍事力量。而當時清朝對付東寧王朝主要是招撫，但怎麼談就是談不攏。清朝初期還遇到三藩之亂，並且清軍不擅水師，因此就封鎖東南沿海地區，將百姓往內陸遷徙，並禁止與台灣貿易。不過，清朝的禁令不彰，東寧王朝照樣有辦法和大陸貿易。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盪平三番之亂，軍事力量正式進入東南沿海，並招降納叛，獲得投奔的施琅支持，重新訓練水師，兩邊軍事力量開始轉變。

1949年之後國民政府來台，除了韓戰導致美國介入台海，使台灣得到保障外。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政策大致上是重新打造底層構造，並強化工商社會的必要機構，如比照德國和日本先例，制定民、刑、商和各種相關行政法令，並且在清朝和日本的基礎上，將郵政、銀行、法院、地政、戶政、水電、港埠、機場、鐵路、公路等軟硬設施都逐步建立起來。進一步則是透過進口替代和輕工業品外銷的方式，開始累積資本，並且台灣置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供應鏈。當然，國民政府也有其限制，例如政治上管制言論、廣播、報刊，中央民意機關沒有改選，而是以增額的方式，增加台灣地區的民代名額。經濟上，多數農民雖然不再是佃農，但因政策之故，農產價格(特別是稻米)持續在低檔，農民頂多溫飽。在工商業，政府因擔心左翼運動，大力壓縮工會，工會的團結權、協商權和罷工權難以實現，導致長期偏向雇主的勞動政策。早期勞基法的適用對象以工廠工人為主，服務業則無，對工人是比較不利。因此在糧食價格穩定與壓低勞動成本的兩個做法下，並將自身的底層與高層構造逐步配搭起來，台灣從1949年之後開始了與世界加大往來貿易的趨勢，創造資本累積的機制。相對來說，中國大陸完全不同，自1949年建國到1977年鄧小平復出之前，中國大陸陷入30年的混亂，長期處於內部鬥爭和左傾路線，整個經濟結構呈現倒退與停滯，其集體經濟累積資本非常慢；加以供養數百萬軍隊和支持軍工業，整體國家財務是緊促的。唯一可以看到的契機是毛澤東遂行鬥爭，卻無意間使中國2、3千年累積的傳統被夷為平地，包括

1.地方武力、土匪強盜、土豪地主等都被掃光，國家行政力量掌握全國每個角落，土地產權全歸國家。

2.婦女地位提升，勞動力得到解放。

3.集結有限的資本發展軍工業、航太工業和少數基礎設施，也得到某種成績(衛星、核彈、氫彈、火箭、戰機、潛艦、全國鐵路網、長江大橋、青銅峽水電等)。

因此當鄧小平開啟現代化進程之時，實際上毛澤東已不知不覺中鋪好道路。鄧小平雖然走改革開放，但社會各機構仍在摸索。例如市場開放之後因購買力尚未發達而引發通貨膨脹，或官方企業被掌權者牟私，使市場價格遭到人為扭曲。另外，還要搞懂民商法律與市場交易的關聯，乃至法律觀點要從純字面解釋走到法系統、法理學的多重面向。…可以說是千頭萬緒。以我的領域來說，比方說30年前有個人需錢孔急，他手頭上有輛Benz 300SEL以及一間套房，如果同時作為擔保品拿去銀行變現，銀行要如何看待這兩樣東西？除了要有一套客觀的價格鑑定系統外，這兩個擔保品有無本質上的差異？當時一輛Benz 300SEL的新車售價和一間套房賣價相同，但前者是動產、後者是不動產，所以不只折舊不同，財產所有權的取得方式不同，做為擔保品的方式也不同。這些是因著商業交易習慣而影響了法律的訂定；例如Benz 300SEL雖然是動產，但它可能比一般汽車保值，而且所有權的標示有政府的認證，也可以透過特別法來讓它做動產抵押，而抵押本來是專為不動產而設計。延伸來說，後續要使法院的審理、判決以及銀行的授信制度跟上這些法律，借貸市場才可能運轉起來。其它枝枝節節的事還很多，像是付款工具不再靠現金，支票、匯票、本票都要跟著出現，政府也要訂定契約書範本，減少糾紛。按這樣裡路，1989年天安門事件表徵著從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重大不適應；底層構造開始改變，中間發生的衝突卻沒辦法透過適合的機制去調整，以致民怨累積，甚至急速演變到要求政府組織(高層構造)走向西方民主。政府對此拿不出可對應的策略，終究還是以保障政權為首要而出手鎮壓。但鎮壓之後，鄧小平也明白改革開放是不能走回頭路(毛澤東路線)，只能深化改革，將更多西方資本主義的底層和商業機制引入，但仍維持一黨專政的民主集中制。這樣的作法一路維持到今天，在政府等高層構造沒有太多改變時，底層與社會重要機構，如法院、銀行、郵政、訊息、交通、教育等等(可說是中層構造)卻有重大進展，至少在形式上已具備基本的機制和規模。政府建立了基本的商業機制，讓社會私部門可以開始順利地累積資本，國際資本也開始進駐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了高度分工，也有其競爭力。這個事實會逐步會產生新需求(是必要條件的需求)，促使中國政府必須改變市場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動輒以非經濟的手段去調整市場，而是在各種經濟手段之間做配套，引導市場走向，也就是合理化走向。這個合理化走向，終究會影響整個高層構造，也就是政府的結構與政策形成方式也要合理化，合理化未必一定是純西方民主，但一定要與底層構造和中間商業機制充分連結，並有效能地回應後二者的需求(尤其是法治系統)。否則重大的矛盾衝突還是會出現。這部分要走多久？沒有人知道，可是趨勢會往這方向走。

世事瑣記3

        輿論常常談到資本主義社會，不過若真的要往這目標走，它必須加入公民社會的概念，才有可能讓之前經驗論的社會可以有序運轉，這部分是黃仁宇比較沒著墨的。100年前有個思想家叫做Max Weber，他膾炙人口的一本書叫做｢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大意是說基督新教(特別是加爾文宗)的天職概念(callings)與資本主義的心理建設有相當的配合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成的兩個親近因素。原因在於加爾文宗原來有五大信念：
1. 人是全然的敗壞（Total depravity），無法靠自己勝過原罪。
2. 上帝的救恩是不用附條件。（Unconditional selection）
3.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是有限的揀選。（Limited atonement）
4. 上帝的恩典是人無法抗拒的。（Irresistible grace）
5. 已得救之人一定受上帝永恆的保障。（Perseverence of the saints）
        Weber認為以上原則是明顯的預定論，使加爾文宗帶來一種焦慮，個人無法在現世的有限經驗中確認自己是不是上帝所揀選的，只能倒過來藉著外在行為的樣式判斷是否屬於得救之人。因此，基督徒會表現克制飲食男女慾望、努力現世事業的成功等，表現自己是得救之人，這個做法和行為對於資本累積是有幫助的。Weber的說法受到正反面激烈的討論，不過，在下認為歐洲從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之後逐步成為基督信仰世界，雖然也受希臘文化影響，但是基督信仰對資本主義社會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影響，可以稱為心理論。這個心理論並非唯心論，它可以從信仰行為當中找到證據。簡單說，基督信仰帶來了｢公共｣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公益)，並且內化於信徒的心中，成為行動的重要指導，使資本主義社會從底層和上層構造可以放在某種秩序中運行，而不是全然倚靠某些制衡或處罰。除了聖經經文提到基督徒合一在上帝裡面而成的教會，作為共融一體的關係，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就產生這幾個特點：
1. 獨一永恆的上帝：這位上帝是永恆且超越時空一切的創造主，無限的祂在暗中、明中都清楚人的內外一切，所以基督徒對祂有敬畏感、臣服感。
2. 共同一體的感受：教會生活帶來的共同體，包含參與主日、聖餐、洗禮、團契、服事、集體靈修、一起生活等，使基督徒之間產生共同體的感受，體驗大家是在上帝裡面的肢體，是共融的關係。尤其是聖餐分享、奉獻財物、義務服事都視作一種共同體的神秘默契和磨練。
3. 有限罪性的個人：信徒明白自己是個罪人，能力有限而無法自救，藉著信靠上帝而得救，有限的個人才能得救。悔罪、克己就是必要的德行，也就是自己給自己畫出行為的界線。這部分的影響很大；我是個獨立自主的主體，但我不會過度放大自己，乃是因著內心對自己的認識而決定自己的責任和權利範圍，不用別人規範，我就自動規範了自己。
4. 神人聖約的關係：在救贖的承諾方面，上帝在古代與以色列人締約，在耶穌基督之後帶來新約，但無論如何，上帝用自己的永恆與大能保證祂的信用，基督徒也應該求取耶穌的幫助而守約。有心的朋友馬上會想到美國總統、大法官、國會議員就職時都會手按聖經發誓。另外像在法庭開庭前發誓不作偽證，也有類似的作用。聖約帶來的信諾心理，也成了契約的重要內涵，所以簽訂契約會有其神聖性，不能任意毀約。
        這幾個特點會成為歐美上千年個人行為的指導與制約，更重要的是上帝之內的共同體生活帶來個人心理的認知架構；對基督徒來說，這個神聖的共同體是真實存在的，不只是教會或團契看到的每個個別之人，更有一層彼此的關係，它是有機的生命關係，基督徒對此會清楚而肯定地說Yes! 如同呼吸一樣的自然。後續帶來的影響是公共利益成為個人行動的重要考量或判準，例如歐美國家因受基督文化影響，所以課稅動輒40%以上，但因著公共利益的心理基礎，這樣的稅制就維持得住。又如丹麥的國會或地方議員的競選條件是有自己的全職工作，所以沒有薪資，每月僅有少許車馬費。上下班或考察常常是騎自行車，所以利用民代職權搞土地利益是難以想像的事。即使目前多數歐美國家的基督徒比例很少了，但公共利益的觀念仍然存在。也因為前述的特點，政府機關或政黨大體上會自己給自己某種的行為界線，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釋憲權是世界上第一個範例，二戰之後各國跟著仿效，我國也在內。一般人都只知道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而制衡，好像政府機關之間要靠制衡才不會有濫權問題，但實際未必全是如此。例如大法官釋憲權形同告訴人民憲法是什麼，因此比行政、立法的權力還大，不就獨裁專制？！不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個傳統，會斟酌案件性質，劃出運用釋憲權的界限。例如，它可能認為這案件屬於政治問題，作為司法機關就不應該受理，俗稱司法自制。如果以純粹民主的觀念來說，大法官釋憲權是很矛盾的東西，那9個不是民選的司法長老竟然可以推翻國會立法或行政命令，而後二者都是人民選出來的。有意思的是美國人可以接受，代表他們不認為民主是至高無上(學界稱美國是憲政民主)。另外，簽訂契約、法院證詞，在當事人的心理也有誠實的制約，大家都可以在上帝前發誓。在這｢公共｣的心理因素下，誠實、自制、守信、簡約、不濫權、自我課責成了普遍的內在原則。
        回頭一想，古中國流傳下來的心理論又是什麼？記得以前看過一個報導，記者拜訪一位製作古琴的高手，他獨居北部一個小山坡，隔著一條溪與對岸小鎮相望，小山坡有幾戶民家錯落在樹叢和竹林之間。製琴高手吃飯很簡單，一小碗飯、幾碟醬菜就可以活下去。每個禮拜有兩次過溪到小鎮的高中教授美術，其餘時間在自家小屋製琴、讀書、寫作、種菜。年輕的時候覺得很美，尤其報導寫到製琴高手送別記者，剛好是雨後的傍晚，製琴高手舉著傘走在前面，當時霧氣蒸騰，兩三個民家燈火點綴在蓊綠竹林，記者跟隨腳步之間，誤以為走進另個時空。這個意境帶來的心理狀態是很富宗教性質，也帶來不少象徵。那條溪隔開製琴高手與小鎮，代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有少許互動卻不頻繁。溪流是自然界的產物，所以製琴高手與小鎮的分隔不是用法律強制，是自然的各自運轉。他與天地的關係反而很豐富，除了製琴、讀書、寫作、種菜，即使是雨中舉傘也都融合了。進一步說，政治與個人的關係就像這句話的形容：｢帝力與我何有哉｣。這和前述的公民社會是完全不同的意境；前者當中的個人之間欠缺高度緊密的互動與關係。雖然中國古人說天下為公，但這個｢公｣是以天地自然的均衡為準，過多的人為行動就會失衡。為政者施行仁政，簡約政令，讓芸芸百姓各遂其志。簡單講，政府不課重稅、不濫徵賦、制禮作樂，其他都不用管，百姓自然可以活得很好。所以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心理，屬於很鬆散的社會結構，和古代以億萬孤獨農民集合的社會，其因果關係也有某種的親近性。
        所以當台灣社會以西洋現代化為師，底層與高層構造陸續開展數十年，到現在雖然已經具備規模，但大家都覺得好像缺什麼，以致生活卡卡的。例如：1.搭高鐵會排隊，可是待會轉搭火車或公車又亂成一團。2.我常騎單車經過河堤社區，很多打拳跳舞的團體各自占地盤，完全不顧旁邊行人或單車。3.社會上不守信用為常態，守信用反成了笑柄。4.民代競選動不動要花上億，為什麼？或民代服務處旁的鐵皮屋是做什麼的？5.當選首長之後會開始加官晉爵，但一段時日會發現某職位占缺的人完全不具專業背景，還領有高薪，原來肥貓一堆。6.某個市集的攤販位置剛好在一透天屋前的馬路上，這攤販必須給透天屋主代價(權利金)，否則透天屋主不讓他擺攤，但馬路的所有權是國家的。隨便舉這些例子就知道我們心中很欠缺｢公共｣概念，共同體的心理也還沒真正建立起來。後續導致的問題像是契約糾紛多，法院不堪負荷；薪資再高，貪腐的民代或官員還是層出不窮；或國會議員競相搞減稅，但又承諾一大堆福利，結果是國家負債累累。這些種種使社會往前革新發展變得很慢，或各種矛盾紛雜而難以決策，前述提到的心理論應該可以給予某種程度的解釋。延伸舉例來講，我們常聽人說只要不侵害別人的權益，其他就是我的自由。這話看起來很難辯駁，但實際上是忽略公共概念，影響所及是無法建立公民社會，反成叢林社會，距離現代化還非常遠。

世事瑣記2

         中國大陸為何走向西洋現代化的路比較難，除了幅員因素，最大的就屬文化與制度傳統。如果從國家建置來說，中國大陸應該是非常早熟的文化，包含在政治、法律、農業技術等，至少在3千年前就有一定的模式，西周所謂的井田制就是底層構造的典型。尤其是國家建立初期，井田制可以很快地把政府的治理權力延伸到地方各個農業生產單位，用很簡單的比例來劃分公產與私產；不但可以管理並了解公共財產的數量，使政府的財務收入有了穩定來源。但這種方式禁不起人事更迭，例如擁有公產的諸侯有了好幾個後代，公產可能被瓜分；另一方面私產的部分也可能因繼承、買賣等因素而有兼併、分割的情況，再加上洪水災荒和兵燹侵吞。到了秦國統一天下，郡縣取代封建，公產制度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徵拔大量官僚，用統一的標準取才，這些官僚代表國家管理人民的私產(尤其是土地)，並定期課稅。不過它也有本身的內在問題，例如土地若有買賣，但官僚未必查知，地籍和戶籍資料經久就流失或失準。並且官員或富戶也會藉著荒年而賤價收購農民土地，國家稅收流失且貧富差距快速加大，歷史上的黃巾賊、綠林軍、紅巾軍、張獻忠、李自成、捻匪、太平天國、、、都是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反政府組織和人物。

                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農民會這樣脆弱，至少有這樣的觀察：

1. 東周戰國時代開始，一國兼併他國的風氣興起，對君王來說，最重要的有兩件事：其一、兵源，其二、物資(糧食、衣服)。所以這導致重農抑商的政策；要求農民以種植米麥棉麻為主，這是從中央政府一路貫徹下來的政令，不是農民按照市場需求而調整產品。跟著帶來的效應是即使遇到山坡地，也要闢為梯田，其他如紅豆、綠豆乃至菜蔬或畜牧業則是搭配。

2. 農民既然以種植糧食為主，是單一作物且不易改換，就欠缺市場調整的彈性。遇到豐年就糧價低賤，若是荒年則可能連種籽都吃掉。加以政府收稅動輒要求繳交貨幣，不能以糧食代替。所以，大致而言，朝代中期之後就逐漸出現土地兼併現象，走頭無路的貧農只能賣地求生，進而賣身為僕，否則就去當盜匪。

3. 政府管理農民的目的只是收稅和徵集物資，也沒有金融與交易平台的概念。農民在前述情況下是孤立的，欠缺其他社會部門的支援，生產力也是低下。例如他沒有辦法累積資本，或透過累積資本來購買肥料、農藥以及其他技術權利(像機械、水電)，進而提升生產力(品質與數量)，成為農作的企業單位。中國古代的農業就是一種最原始的生產模式，農民只是糧食/繳稅/兵源的單位，社會也沒有相關的支援部門；不是相互交換且各自發展的型態，而是集合數千萬乃至上億各自孤立的農民，社會上僅有少量市集交易。這是底層構造的樣式。

                至於高層構造方面，例如文官的官僚體制從秦代開始就非常發達，但它不是因應商業交易習慣而演變出來，而是因應統治的需求。例如中央政府在形式上有類似行政院長的角色(宰相)，然後有總務、財務、人事、稅務、考銓、監察、內政、法務、等等部門，但是實質上這些官員的產生並非我們現代熟稱的知識官僚，他們都是考國文一科而錄取，然後才開始去揣摩隸屬單位的工作內容。另外，無論是中央或地方，也沒有現代熟悉的權力分立和分工的樣式。例如以前很受歡迎的包公影集，大家都覺得包公辦案如神，其實這是神化的官員樣板，可以作為茶餘飯後的聊天話題，但不能認真起來。因為包公一人等於身兼首都警察局長、刑事警察局長、調查局長、地檢署和高檢署檢察長、地方和高等法院院長及民刑庭庭長，真的是｢包｣公。簡單舉例，對現代人來說，絕對不能接受起訴我的檢察官也是審判我的法官，但是對於非常簡單的底層構造來說，包公身兼這麼多角色是不用想像也覺得很自然。對於包公來說，如果有一個土豪透過權勢壓迫貧農賤賣土地給他，包公可能會還給貧農公平正義，並加重處罰那個土豪，因為他不是透過正當程序取得土地。但是包公再怎麼厲害，也無法阻止貧農自願而無壓迫的情況下賣地給土豪。不過，如果這位土豪是那位貧農的外甥，雙方的買賣是自願，但買賣完畢後貧農反悔想贖回，結果土豪外甥拒絕，若這事被包公知道了，包公可能會大發雷霆，痛罵外甥毫無倫理觀念，要求退還土地並命令拿錢接濟制這位貧農長輩。但這個判決可能沒有明確的民法依據，而是包公自己的倫理觀念。為什麼可能如此，因為底層構造既然不是按著商業交易習慣而來，國家也不可能想像出現代的民法觀念；國家對於公平正義的觀念是透過倫理道德而來，導致古代民法的交易條文非常簡單，遇到各類情況不一的案件，官員若找不到明確條文依據就只能按自己的想像去審判。

                所以，糾紛的處理、方式和依據在中國古代是由上而下，底下的人只能倚靠在上者的英明果斷。但是現代就剛好顛倒，遊戲規則必須反映底層的真實狀況。剛好想到華航及長榮罷工事件，其實從輿論和一般民眾的反映也可以看到我們心靈深處的部分意識跟古代人差不多。因為輿論或民眾的反映是意見分歧，很高比例的人認為政府應趕快介入解決勞雇糾紛，儘早結束罷工，以免影響自己搭飛機的行程；或認為罷工非常不可取，害人害己。對很多人來說，他才不管正當法律程序，只要有類似包公的英明官僚出來解決事情就好，也就是習慣直接以行政權力擺平，手段如何則不論。但是如果事情放在歐洲，大致歐洲人容忍度會比較高些，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工會與雇主談判的一種籌碼，政府不能動輒壓制罷工，而是幫助勞雇雙方達成協議；如果今天有人透過工會罷工增加與雇主談判的籌碼，我批判他，認為這樣導致我的不便。相對地，有一天換我感覺被雇主霸凌或工作條件太苛刻而想罷工，但此時不會有人來支持我。很麻煩的是工作人權在台灣還有很多改進空間，付出勞務與給付工資的關係也是一種民法契約，也屬商業市場的一環，但政府早年壓縮工會(到現在普及率只有7%)，即使目前開放設立工會，勞雇的談判文化都很淺，勞工仍然欠缺談判能力、雇主也不喜歡談判。像工資這類勞動條件只能加重依賴政府的強制規定，但強制規定也不能全盤解決問題。例如現在規定基本工資時薪是150、月薪23100，但普遍上雇主就抓住這個數字，不會隨便提高。雇主反而透過政府規定而壓縮人事成本，尤其景氣不怎麼好的時候，更要透過這方式維持茅山道士(毛利潤3%到4%)，這是台灣長期低薪的一部份原因，也是底層構造的大問題。延伸一句話，雇主既然能透過壓低人事成本而勉強活下去，他就比較不會設法產業升級，這是另一個影響。

世事瑣記1

        最近高雄似乎成了全台灣最受矚目的城市，但多與政治相關。有時看看youtube，這些名嘴、教授的口誅筆伐蠻慘烈的，似乎台灣走入高度芒果乾(亡國感)的前兆。年輕朋友很關切香港發生的事情，也關心台灣會不會被對岸吞吃，民主自由頓喪。這些問題又成為不同政治團體和跟隨者之間的攻防，可謂刀刀見骨。某次跟小朋友說觀戲時不要太入戲，有空的話就看看黃仁宇的著作，可以釋放不必要的焦慮。結果老婆大人表示我講話太抽象，別人怎麼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好，就逐步爬格子，反正夏日炎炎，鬆鬆散散的談。一般人談問題，可能想趕快看答案是什麼、立場是什麼。不過我這種靠嘴巴和爬格吃飯的人，常常不會直說，喜歡繞圈圈，就先從觀察事情的方式和淵源談起。

    黃仁宇有吸引力的地方是歷史觀點，並且從經濟、社會的結構和變遷談起。這種角度可說是一種經驗論，有其犀利之處，當然也有不足之處，日後再說。我年輕的時候(戒嚴時代)聽過一本書，叫做｢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的著作，被當時的政府列為禁書(就是不准出版銷售的書)。以前覺得很奇怪，分析這個昏庸的皇帝幹什麼？後來才知道這是談中國想仿照西洋現代化的障礙是什麼。其實我們現在最喜歡談的人權、民主、自由等等，只能算是社會裡的高層構造，底層構造是這群人要如何找一套遊戲規則，可以生活、發展，這當中又以經濟和社會傳統的遊戲規則為首要，政治往往是從這當中發展出來(尤其是歐洲)。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雛型是威尼斯，它之所以有此觀察，是因為它開始有了股份制、股市交易、會計制度、法院制度、金融資本、信用交易、民刑法律，整個國家的經營類似股份公司。這個地方毫無資源，只能靠貿易過活，但是它有了上述的條件，使得各地的金融資本和財貨可以在此源源不絕地交換，不怕借錢不還或損害不賠，也不怕得不到公正中立機關的審判。流風所及，近代歐洲國王如果想打仗卻缺錢，可以用國家稅收做抵押，再向銀行貸款。上自國王、下至平民，都在這套遊戲規則下運行。又結合了近代歐洲向外拓展殖民地和工業化量產的做法，使得後來的荷蘭、西班牙、英國、美國，一個接一個發展起來，成為富強的國家，而且運作的幅員愈來愈大。舉我們現在熟知的運作為例，我如果要發展一個事業，資金可以透過不動產抵押而向銀行貸得資金，以後賺了錢再分期攤還。如果沒賺錢而無法攤還，那麼銀行可以執行抵押權，透過法院拍賣來抵償。這當中的必要基礎是：1.有民法規範契約債權債務、所有權和抵押權，2.有強制執行的法律，3.有具備權威且能依法判決執行的法院，4.銀行按照前述法律來運作借貸契約和強制執行，5.前述法律是按照正當法律程序制定，有其權威性。6.有完整的地籍和不動產資料，也就是有完整的地政管理。所以，要讓現代的金融、信用和經濟交換開展起來，必須具備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立基礎，缺一不可。

        明朝萬曆皇帝只是一個象徵，說他30年不上朝，我們當然可以說他荒唐昏庸。不過如果仔細觀察當時情況，不上朝也是一種逃避。全國大小官吏一堆，但很多事情沒有足夠的決定權威，往往要上奏皇帝才能決定。地籍資料變動之後都沒有及時更正修改，所以政府能掌握多少糧食也不確定。宰相張居正精力十足，可以日以繼夜拼命做行政，但他一死就後繼無人，這代表制度都靠人治支撐。而人治的依據是靠四書五經(公務員考試只考國文一科)，以及背後代表的道德，這和現代以商業交易為核心而開展的制度不同。因此，像糧食生產是重中之重，所謂的好官是阻止農民種植經濟作物，改種稻米、棉花、麥子等。但政府缺乏金融機制給予資金支持，也無法訂出交易平台而有可預期的價格；甚至責令以貨幣交稅，使農民必須賤賣穀子。明朝中期之後國勢日蹙，府庫空空是可以預料的。中國歷朝也曾出現多次變法，如北宋王安石變法，也無法跳脫前述格局。

        黃仁宇之所以理解到這些事情，起初是他因故觀察到美軍的後勤。剛開始覺得後勤沒什麼學問，但之後才發現美軍從制服、日用品、槍械都有其一套SOP供應和管理體制，這些都東西都是政府向民間工廠購買，且規格和品質統一。代表國家有錢(稅收穩定，也有資產可以借貸。)，且民間因信用、金融和契約都制度化，使工商各行各業都發展起來。當日本1941年底偷襲珍珠港，美國在太平洋只有3-4艘航母，但到了1943年初，艾賽克斯級航母(可搭載90餘架飛機)完成4艘，後來兩年多內一共完成26艘。當年山本五十六待過美國，了解美國的政經結構。所以他起初反對與美國開戰，後來被下令開戰，表示必須靠偷襲才有可能勝過美國，若偷襲不成就會戰敗。歐美船堅炮利的背後，是一套發展5-600年的資本主義體制，把工業和商業結合發展，歐美是靠這套東西累積資本，又套過資本來發展技術和知識，成了一個循環。大學剛開始雖然是修道院討論學問的地方，但後來則是為資本累積和工業技術的需求而服務。所謂的人權、民主、自由則是在這基礎上的必要條件。

        相對來說，二次大戰時期的中國實際和明清沒太大差異。不談內戰問題，即使蔣中正統一全國，也訂定資本主義的法制和運作，但政令幾乎無法出門。例如軍隊長期沒有足夠軍餉，常常只能依靠老辦法，走到哪裡就吃到那裏，一般人民聽說政府軍隊要經過本村，都嚇得逃到山裡躲。政府沒有清楚的民政資料，只能拉夫；軍隊經過田邊，看到年輕人就拉走。國造軍械不足，民間無力支援，外購多元，導致各國軍械齊聚中國，管理就困難而複雜。所以黃仁宇表示當時中國是以中世紀型態和日本的新興現代化作戰，要讓一個日本士兵陣亡必須付出3-5個中國士兵的性命。

        也因此，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之路在基礎上是不同的，台灣幅員是中國大陸的1/267，又經過清朝20年及日本50年的現代化經營，蛻變容易。但中國大陸承載2千年以上的經濟社會型態，蛻變很難。老實說，毛澤東從1949年掌政到1976年過世，他搞了一堆政治運動，確實是社會、經濟的大災難。不過從歷史觀察，他卻為鄧小平後來的改革做了一個預備：將中國社會的底層和傳統整個翻掉，透過這種威權、高壓的方式，舊制度整個被破壞光。鄧小平在這上面才開始播下資本主義的苗。先說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