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賈柏斯真的因坐禪以及千野的教導中領悟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幫助他的心性於產品設計有了革命創舉。我們一般人最喜歡看到的就是立即應用，再從應用回溯其原本，想分享那神祕的能力，心態還是當下的實益。只是這種想法只會帶來破碎而不完整的觀念，而且每隔一段時間，當我們看到某領域的英雄時，就會再朝拜一次。
就歷史來看，賈柏斯年輕時代的同儕普遍傾向東方思想，二次大戰結束後十年，歐美社會開始回復元氣，到1960年代時，大戰後出生的嬰兒已經長大，在繁榮的社會裡感覺不到新方向。因此像1968年就發生很多學生運動，抗議政府偽善、抗議資本主義、抗議歐美主導的地區戰爭（如越戰）、抗議歐美壓榨第三世界。很多歐美年輕人尋找出路，有的找到馬克思，有的找到毛澤東，有的找到佛教，或各種東方思想，當然不少變成嬉皮。一切種種都代表內在的「虛」。
那歐美的基督教是怎麼了呢？為何不能吸引年輕人的目光？經過近代文藝復興的演變，上帝是經由理性來認識，到後來基督教又變成道德論述，上帝是道德論述不得不放的預設（否則無法自圓其說），例如我們要向善避惡，可是憑什麼一定得要如此？所以要有三個預設，第一、上帝存在（一定有審判以及終極審判者），第二、靈魂不滅（人註定會被審判），第三、自由意志（不用賴給別人，自己決定的自己承擔）。但上帝只剩下「神主牌」的消極地位，人才是當家作主的積極角色。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驗，理性建構的社會又遭到質疑，包括上帝的預設也被質疑（因此才有人說上帝已死），而且當時很多思想家也不約而同地指出理性的骨子根本是權力壓迫，包括古代以來的重要著作都是大型的神話，用來合理化理性社會的權力關係。而聖經當然也必定是被批判的重點，即使是教會內的神學家也不斷提出新的詮釋路線。例如有南美洲的神父使用馬克思主義來詮釋聖經，尤其是用「壓迫/解放」的概念說明信仰應如何實踐（乃至暴力的正當性）。所以整體來說，多數歐美的基督教不是停滯就是走下坡。所幸傳教士來到第三世界，又開創新的局面。
例如基督教在亞洲有一股復原的力量，神學不像歐洲2000年以上的思辨和激盪，相對沒有那麼繁複，很像重新回返初代教會的單純；直接從心裡接受並在生活裡體驗。縱使有福音派與靈恩派的爭執，但整體來說，亞洲基督徒一直明顯增加。以台灣來說，基督教在戰後二十年有很大的傳教優勢，尤其總統就是基督徒。但後來就逐漸沈澱，一直到十餘年前又開始振作。
前面提到賈柏斯坐過禪也拜禪師為師，佛教又如何？其實有些當年的嬉皮又回到基督教，而且是追尋初代的靈修教父。繼續留在佛教的則後續很多樣化，因為佛教本身也在變化。情況好壞差很多，有的成了莊嚴的禪師，但有的就不堪聞問（被騙、死亡、走火入魔的所在多有）。
相對來說，佛教在台灣有新轉折，戰後因政治關係，佛教一直由中國佛教會作為全國的總機關，但後來出現印順、星雲、證嚴、聖嚴、廣欽等法師開山，其中幾位提出漢傳佛教的新方向：人間佛教，新興本土佛教力量開始快速壯大。從1987年解嚴前，佛教又有一些新的力量出來，他們有別前述的大山頭，而是從佛教的根本重新省思，開啟新的修煉法門，乃至宗門規矩、道次第、證果位都重新調整，與傳統宗派都有不同。甚至有的新宗派不以僧尼為主，而是在俗為主的團體。這些變化當然導致你來我往的激烈論辯。這些變化裡，不少佛門人物思考如何讓佛教與現代社會接軌，如何把握原始佛教的精義，汰除過往的迷信僚氣。
這百家爭鳴的環境中，其實可以觀察到人心的飢渴與不安；每天不斷增加的慾望、重擔、責任、壓力，卻不知如何才能安心。因此當有人跳出來，提出一點點直指人心的犀利評斷，馬上就能招聚一批人，甚至開山立派。如果把賈柏斯也當做一個山頭，個人覺得iPHONE、iPAD也很像某種的修煉法門，在簡約的外型與操作方式下，人們可在那小小方塊裡交通無數的訊息，是一種立即避世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路旁、捷運、公車、校園、辦公室、、、，各個地方都有人在移動指頭，可以無視旁人的存在。從某種形式來看，蠻像進入一種「定境」。
也許賈柏斯立下重要的典範，包括毅力、智慧、簡約、創新等，但我們從他的生活史可以看到更重要的東西：他從年輕就在探索心靈。若是如此，那基督信仰就不再是老古板；她本就蘊含了無數的毅力、智慧、簡約、創新，絕不下於坐禪，只看我們願不願意花時間去挖掘、體驗，以神的心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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