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9日 星期二

教育行政側記

最近連續談到教育部要把多元性傾向編進教材,其實這件事只是教育行政的一個縮影。它運作的方式是需要深刻檢討,但從來沒有人管。
大體來說,台灣的教育行政體系是個統制的威權形態,從學制的規劃調整、經費撥給、課本審定、以迄各種教務、學務、總務、會計、人事、課程、師資等等,幾乎全部抓緊,不聽話的學校一定吃苦頭。從某方面來看,這可以壓制作怪的學校(特別是學店),不過另方面也造成各級學校尋求突破的積極度很低;反正一切看教育行政決策說了算數,合不合理再說。所以台灣雖然是個民主社會,但教育行政的決策向來是少數意志。講個比喻,開會之前都已經有答案了;開會只是要完備程序用的。只有少數情況,整個決策體系才會做大幅度的讓步或調整。其中一例是教育部曾經規定大學共同必修科目數十年,後來被台大提起訴願和司法解釋,最後司法院判定台大贏了,教育部才把共同必修科目開放為通識,由各校自訂科目。
以出身背景來看,總統和行政院長向來是台大的天下,但是部長就不一定,會有台大、政大或師大系統出身。往下是各級的司長、副司長、督學、、、,師大、師院出身很多,至於專員、科員等等都是高考晉用。
組織工作的推動上,政策的擬定、推行,其實都要看教育部司長級以下的人,尤其要注意專員、科長、科員的想法(許多政策都是在他們手上形成、經費的實際審核也在他們手上)。縱使政策是從最上面的國家領導人下達,仍得經過科層組織消化吸收,才能變成具體的政策,只要少一個章就是不能過關。比方說教育部要弄五年五百億計畫,那些想拿到經費的大學校長(幾乎都是第一級的國立大學)都得向這些科員、科長、專員折腰,教育行政主管就更不用說。我以前的指導教授為了研究中心的員額,得從科員、科長、專員一路溝通上去,雖然當時教育部長是他以前的學生。
上面是組織的狀態,另外是思維模式的狀態,我覺得很像以前的衙門。比方說最近馬總統要求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教育部司長級的官員也到國外拜訪。結果回來後還是用量化的方法去推動政策,比方說全英語授課課程列入評鑑指標、未達到指標比例的學校就扣補助款。這些都是炒短線的作法;各校為了評鑑和經費,不得不做到這些指標,但實際上真是如此嗎?是所有的學校、所有的課程都適合這樣嗎?它的作法是能拿出一些結果讓上面長官可以交代,但真正從根著手的部份就比較難處理,也不會有人去碰。所以到後來我們一定看到各種荒腔走板的情況:第一級國立大學以外的學校,學生學習的狀況將變得更參差不齊,因為光查單字就查不完,專業理解的部份更慢,會好的更好而差的更差。又如各校流行把英檢當作畢業門檻,後來一堆人畢不了業,只好弄出各種變通辦法讓他們可以拿到畢業證書,我記得南部某科大的作法是有考X次以上者也算過關。這些問題都不是那些官員特別是專員科員所關切的。民主法治教育也是另個推動重點,課本要放入,老大的國中公民課本提到[三權分立]這個詞,卻看不到討論或解釋的部份。我問老大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不是二權或四權?為什麼是分而不是合?他也不知道,而老師是草草帶過。但是對於教育行政者來說,他們的要求是[要有]合於民主法治教育指標的敘述在課本中,亦即有東西在那兒就算過關,其實從指標、敘述到理解體會是相當長的距離。
至於多元性傾向的議題也是一樣,教育部還沒弄清楚來龍去脈就在多年前允許各大學設立性別研究所,而且這些性別研究所的教授幾乎都是支持同性戀、雙性戀、特殊性癖好的(中央大學有人研究人獸交合),表面是學術中立,其實他們心中都先有答案。看倌不相信的話,去看看他們研討會、研習會或活動的內容就清楚了。教育部要求各中小學老師都要進修學分或課程,性別研究所就是重點之一。這些作法想讓人以為台灣的教育真是追上進步潮流、有多元開放的精神,也讓上面的執政者可以對外交代。
寫了這一堆會想到的是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他曾寫過一本書叫做「萬歷十五年」,深刻敘述了明朝萬歷皇朝的科層組織問題;明朝透過官僚科層去執行意識型態上的政治正確,一切都看起來井然有序行禮如儀,卻個個疲乏不堪、暗藏衰敗危機。書上有這樣的側寫(大意):萬歷十五年,天下太平,無事可記。其實那一年是努爾哈赤正式崛起的一年:建宮室、定國政,自稱「女真國淑勒貝勒」。同年海瑞和戚繼光相繼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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