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經當中，比較難的倫理問題之一項是討論「順服」，尤其是一般人與政治上掌權者的關係。
可參考羅13：1-7，撒上8：4-7、11-18
以下是個人心得
從這幾段經文的字面來看，保羅的說法是沒有條件的順服，並且道出掌權者都是出於神、是神的差役，百姓得上稅、納糧、懼怕敬畏他；凡抵擋的人都會受到刑罰。這些話對於現代人而言相當難懂，不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乃是歷史發展之下，意識的差距問題。不仔細思量，很容易陷入交戰；嘴巴說順服聖經教導，但是眼前的權柄真是令人生厭，嚥不下被打壓的氣。
如果從撒母耳記的敘述，我們可以回溯到一個基本觀念：為何要有王？經文的解釋是神本來是人的王！乃是人自己不要，反而希望從人群之中找到最高領導者。這個脈絡和亞當夏娃不聽神的命令一樣。所以人間設立權柄本來就是不完滿的制度，不過「王」也是透過神的同意而來。在這基礎之上，才有所謂順服掌權者的理由（他們是透過神的同意而來）。
就因為這層關係，神把管理的主權下授，而人也要在嚐到後果當中被琢磨；因為執政掌權者是任意而行，百姓要在他底下貢獻財產、勞務。這貢獻的目的不見得是為了公共需求（例如保衛國家），更可能是為了執政掌權者自己的需求；他要吃最好的、用最美的、住最佳的，繽妃車馬無不是為了「王」。這樣的狀態，到近代有了更確切的用詞，執政掌權的「王」就是主權（者）sovereign。所以帶有地位至高無上、意志不容質疑、單一而獨立的、排他而獨尊的。所有的法律命令都是由主權而來，法律命令的效力、執行力、確定力以及權利義務關係都是由主權所保證。所以不服兵役、不繳稅在法律的評價看，叫做違反法律義務的狀態，也就是「違法」，「違法」的後果是由違法者承擔「受罰」的「責任」。
此外，主權者還有個重要特色：是主權者決定法律命令的內涵，所以沒有主權者「違法」的問題；主權者意志是絕對的，是法中之法，權威中的權威。
到了現代，主權之下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及責任歸屬有了改變；主權者有所不同，權利義務的內涵有改變，責任歸屬也跟著不同。從思想家盧梭提倡的國民全體意志（GENERAL WILL OF CIVICS），為現代民主國家提出「國民主權」的新概念，取代「君王主權」的傳統。主權者是國民全體的概念成為各國憲法的第一法則，又保護個人權利變成國家追求的目標。再按照這國民主權的概念往下走，就是民主的概念，使得執政掌權者只是被主權者託付而已，並且執政掌權者本身的權力架構也做了不少調整；亦即權力分立、權力制衡。這個制度的設計來源於孟德斯鳩和洛克，原意是不信任執政掌權者，擔心可能形成專制獨裁而損及人權，深一層講就是認為人性並不完美，必須削權、監督，人權保障才有可能，眾人的公共利益才可能確保。
另外，伴隨民主的產生，是法治（RULE OF LAW），實質面是保障人權作為法的價值，程序面是任何國家機關要限制人權都要有合法合理的程序（而且人權受到限制的可以提出申訴，把政府當被告）。例如國家必須尊重私人的財產權，所以土地的持有、產權、買賣、擔保等等行為或狀態都有保障，國家政府若要徵收任何人的土地，必須經過評估、公告、以及合法合理的程序。縱使徵收是合法合理，也要給予適當的補償。
講到這裡，我們心中就慢慢產生對執政掌權者的看法，這看法迴異於君王主權時代。也就是說執政掌權者的任何法律命令是可以受公評、檢視及監督的，並且執政掌權者的權力也是從人民手中授權得來的。
因此，當神掌握的歷史之輪走到民主法治時代，我們對於順服權柄也應該有調整。不過，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在人間，順服的最高對象是主權者，它從具體的個人意志變成全體國民的總意志。執政掌權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都是基於對主權者的服從與接受託付，才擁有一部分統治權力，個人對於執政掌權者的命令之所以要遵從，原因也是來自於此。所以，當代的特色是「掌權者權力相對化」，順服的意義應該側重於法律之內權利義務關係的尊重，以及承擔後果責任的氣魄。
舉例來看，假設我和某人打官司，一打就是十年，案件在地方與高等法院之間來來回回，真是痛苦不堪。結果最高法院法官以證據不足為由，判決對方勝訴確定（我敗訴）。基於對執政掌權者的順服，我也只能接受。但是我對於這司法體制之下的問題，可以按者法律來主張權利：如訴訟中，感覺法官可能不中立而要求某位法官迴避本案。又如可在官司結束後推動司法改革而要求立法院修法；管制高等法院不可任意廢棄地方法院的判決（這是一打十年的重大原）。再如我已經發飆，找一堆人按著集會遊行法的規定去開記者會、遊行抗議。但是不論如何，法院已經確定的判決已經出來，有它的判決效力、確定力、執行力，任何人都要尊重。（這樣的態度在台灣還有相當的路要走，因為在上執政掌權者往往帶頭破壞這民主法治的精神，變成唯我獨尊，與聖經的教導剛好相反；官司贏了就說天理昭彰，官司輸了就說政治迫害。）
歐美國家之所以制度上軌道，法律之內權利義務關係的尊重，以及承擔後果責任的氣魄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們如果再往裡面的核心探究，那份服從與付託關係雖然是來自於全體國民的總意志，不過這總意志、付託、服從是來自於神！也就是說他們的民主法治體制有信仰在後面撐托，從對神的相信當中開展對於體制的「信任」；因此美國在官員就職時，都還有手摸聖經發誓的慣例。我覺得法官的判決不合理，但是我基於體制願意尊重也信任法官沒有受賄。因此，聖經當中透過順服要帶給我們的信仰果效（在不合理的磨練中得勝），在當代的民主法治裡面一樣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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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對我個人而言，台灣政治文化當中，最不可取(不順服體制)就是濫權與賴皮。前者是任意擴張自己的權利範圍，後者是逃避義務以及責任。在前者會因濫權而傷害別人，在後者會出現不負責任的態度，給人很壞的示範。
例如上上週曾出現兩個殺人犯，他們在半年多之前性侵害再殺害一個初次碰面的女性網友。事後在一次警察路邊臨檢時企圖逃逸，警察開槍射傷其中一人。不料受傷的找了某政黨的議員開記者會，要求國賠。
事後發現這二人是殺人通緝犯，那位議員就開始推託什麼都不知道，真是令人遺憾。
從生命中體察「順服」
日常生活中無論在職場或家庭許多時候是由「老我」來對事情作判斷行事，是相當喫力且不平安的感覺。
基督徒的生命是上帝住在裡面，聖靈是引導人的上帝，所以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思想，我們的行為中間引導我們的那一位。
從這當中我重新學習何為「順服」
台灣是典型的東方國家，對於主權、權利、義務、責任的關係並不熟悉。從上古以來就是兩種典範在競爭:第一種是以宗族維繫而來的家父長制，強調家族成員各安其位，各盡其職，而家父長是按著自然的循環，順勢而治。這是儒家的路線。另外一條路線是道家，她的路線是完全崇尚自然，反對人為的制度性操控，只有在順應自然的情境中，才有真正的自由。漢朝之後才有佛家，她的義理是出世的。所以對華人來說，主權、權利、義務、責任等等概念是陌生的，縱使我們已經披上民主法治以及國民主權的體制，但是國民心靈之中並沒有真正轉變過來，以致產生很多落差。
例如在科層體制裡，只要抓住某顆章子，就可能憑著它變成一個小山寨王。好一點的狀況是因為我控制這個印章，所以任意擴大自己的審查權力。壞一點的狀況，是把靠山吃山的作法帶進來，因著這個權力而收受賄賂、餽贈、招待等。因此，可以想見華人社會往往是誰也不服誰、彼此低度信任的社會。
所以，對華人來說，講順服，他的文化障礙比歐美更難，必須釐清對治。
在這樣的文化當中，尋求能人聖君是容易接近的選項；此種人大小事務都可以裁斷，也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因此，各方勢力與個人問題都得到解決。靠者能人聖君，大小山寨都要服從他，凡事也以他的話為準。大陸的毛澤東、鄧小平，台灣的蔣中正、蔣經國，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有類似的情形。
所以，這比較像大小不同的角力場，在權利義務當中的理性討論空間就相形縮小。說到這裡，會不自主感覺，社會是個不容易的修道場，真實考驗每個信徒的內心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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