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事件(2)

昨天是3月29號青年節，大概沒幾個人去紀念黃花崗烈士，成年人和青年學生普遍關心服貿引發的問題。

經過這十幾天的拉鋸戰，似乎事情沒有完了，今天有人[反反服貿]，明天有不少人要上凱道[反服貿]。議題一直有發展，從立院委員會的程序正義，到服貿協議的正當性，到對執政黨的喜好，到兩岸協議監督議題，到召開憲政會議構想。看來這件事還是和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有關，雖然和眼前熱中東西沒有直接關連，還是有必要反省一番。不論會不會遭到刪除好友，或嚴厲批判，都沒關係。

二十四年前台灣發生野百合學運，當初帶頭的學生，後來很多都當過高官、立委、媒體高層，也有因貪汙被關。這些人是誰，很容易查，他們多數都加入哪個政黨，也很容易查，不須再多說。當時野百合學運提出幾個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當時台灣剛從戒嚴體制出來兩年，整個國家的憲政體制要開始往全面民主走，但台灣除了戒嚴體制外，還有動員戡亂體制（與中國大陸敵對戰爭的體制），以及國家主權定位問題，中央統治機關的設計問題，各項法制有待逐一開展。小到集會遊行法制都還在摸索，警察機關的行為準則也受到關切。後來的演變大致與學生的訴求差不多，包含召開國是會議、國民大會以及立法院全面改選、國民大會再從常設機關轉為虛設機關、總統直接民選、臨時條款終止並回歸憲法、制定憲法增修條文以適應全面民主化和兩岸分治的現實、台灣省虛級化等等。

這一切的制度大致運行了二十年以上，基本上多數人都肯定這樣的安排。但其中一些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尤其是兩岸關係以及台灣前途定位的看法。當時不少人以為透過民主化以及時間的磨合，所謂統獨問題、兩岸關係都能逐漸找到共識。尤其是經過總統直選、立法院全面改選，很多人認為台灣實際上已經沒有統獨問題，因此是樂觀的。樂觀的理由還包括總統直接民選可以強固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內涵，也同時強化了民主的內涵。

可是內部問題逐漸解決的同時，兩岸關係已經必須面對。從老兵探親或經商往來的事項開始，雖然有了金門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協議，很多人以為和平的世代要來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政策開始轉向，想強化台灣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包括當時總統李登輝訪美成真，導致中國大陸當局認為台灣有脫離一個中國的意圖，因此導致1995年的海峽飛彈危機，兩岸關係一路凍結到2008年政黨第二次輪替。也就是兩岸關係帶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國民黨雖然回應了野百合學運的訴求，但基本上仍然維持中華民國憲法，把台灣與大陸仍架構在一個統合的應然概念裡，雖然現實上不是。而民進黨則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暫時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但認為台灣前途最終仍應由全體人民決定。從政策上來看，國民黨認為應與中國大陸往來交流（李登輝當黨主席時則不是，是從連戰開始），並且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承認與大陸有一個中國的共識，只是不強調其內涵的雙邊差異性看法，藉由這個方式確保兩岸和平，台灣才會安全。民進黨則認為一個中國的共識使中國大陸有話柄在手，可以對國際表示兩岸關係是國內關係，外國不應插手干涉，對台灣主權獨立是危險的。雖然這表面上是看法不同，實際上也代表兩種不同的史觀，前者認為台灣從明末以來就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日本透過不平等條約非法取得台灣，但二大戰後中華民國收復台灣，這是菠次坦宣言、開羅宣言、中日和約所承認，舊金山和約沒講台灣歸屬是因當時國共戰爭之故。但後者則認為中華民國及國民黨政府是台灣四百年歷史裡，其中一個外來政權，理由是台灣在馬關條約被割給日本後就與中國沒有主權關係，菠次坦宣言和開羅宣言不是條約，舊金山對日和約也沒講台灣要歸還給誰，因此台灣地位尚未決定。了解這一段，就會了解為何教科書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用詞之爭：日本殖民/日本統治。更不幸的是歷史當中的問題，使這些差異看法又更不易釐清，228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所以台灣人心當中一直有這樣的意識暗流，表面服貿協議的問題是有無損及台灣服務業利益，實際上是有無過度傾向中國的安全感問題。

這樣的背景會回頭影響國內民主憲政的走向，例如選舉投票的訴求，會提到台灣前途以及兩岸關係，兩種訴求帶著兩種想法，一種是與中國大陸往來交流才能帶來安全繁榮，另一種則認為過度往來將使台灣被中國大陸併吞。這兩種想法又與政黨意識、政權利益、歷史看法、自我認同差異等等因素激盪，使每次總統選舉都帶來巨大的政治動員，牽引全體台灣人民的心情，每次選完都有一堆人去看心理醫師。每一次政治動員也強化本身想法，使政治支持者出現板塊現象(基本盤)，政治菁英一定會去固守基本支持群眾（基本盤），再搶奪淡藍淡綠或很少數的中立者。政治動員也激化出仇視的心理，各式的陰謀論、出賣論都跑出來，包括媒體都跟著捲入。另外的負面影響是民主憲政的基本遊戲規則很脆弱，因為動員太劇烈，彼此的信任度很低，公共領域的權威很難建立，民主的過程常常出現鬥爭的內涵。即使是所謂的程序正義，看起來應該比較客觀，也會因前述的問題導致程序正義遭到曲解、玩弄，但當事人每個都正義凜然。也就是以自設的目的正義，犧牲了程序正義，但政治板塊的群眾還是覺得沒什麼。延伸來看，因著這些意識，法律的解釋與法院判決也被選擇性看待，欠缺真正的客觀權威。

回頭來看，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理想確實有其貢獻，但也過度天真。從歷史經驗中不得不承認，光想靠民主來解決台灣內部問題是很難的，沒有最基本的互信和共識，不可能有穩定而成熟的民主。因此太陽花學運事件也暴露一個大問題，就是台灣二十四年下來，遇到重大爭議還是要靠體制外方式解決，自設的目的正義凌駕程序正義，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似乎沒有什麼進步，甚至導致憲政運作有退步的疑慮。一定有人問為何二十四年來沒有辦法取得彼此互信？為何無法去除出賣論、鎖國論的各式論斷？我的看法很簡單，人內在欠缺真正敬虔之心，我們把眼前的一切看得太重太現實也太真實，以為這些利害關係會留諸永恆。也就是說是以自我為中心，不知天高地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政治人物心中，以及板塊裡的群眾，永遠有一種難以抹去的不安；害怕失掉權力的後果。那麼，以誰做中心才是？好吧，就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總統、大法官、國會議員在就職前要摸著聖經向上帝宣誓，美國憲法直接明文這個國家是在上帝面前成立。我們一般人以為這只是美國人的信仰而已，殊不知這是美國人建立民主的基礎，因為有這個東西，才有彼此的信任，才有可以彼此接受的遊戲規則，才能建立公共領域的權威，才能產生有權威的法律以及法院判決，才能使程序正義優先於自設的目的正義，才能誠心傾聽對方的意見。美國最近一次總統選舉有點像台灣的情形，主要原因就在於美國人心中的上帝淡薄了，自我任意而為的成分加多了。因此，學習謙卑（不是虛偽），知道有個更高而永恆的權威在自己頭上，是全體台灣人民必須學習的功課，否則縱使這次可以弄出妥協，未來還是荊棘遍佈，前途堪慮。雖然這很難，很花時間，卻是真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