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無道

本來不想寫這個議題

但感覺在人世旅途應該留個紀錄，表達想法。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基督耶穌，祂就是「道」，但二十世紀下半頁起，歐美出現反對「原道主義」或反對「本質主義」的後現代思想；主張一元的世界走向多元的世界，當下血肉之軀的情緒取代系統性的精神推論，反對大一統的哲學、科學、宗教思想。
今天翻開報紙看到軍事審判法即將修改，軍中司法案件在平時可能改由一般司法機關審理。導火線是那位被惡操而死的士兵。

是的，任何人，若自己的子弟或夫婿遭到同樣的待遇，一定激憤難消。

我們總希望在人世當中尋求正義，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基督信仰告訴自己，人間定的正義必須謹慎從事。

很巧，台北同時演出了現代與後現代的兩個劇場：一個在立法院、一個在凱達格蘭大道。立法院是典型的現代；兩組人馬，背後是政黨，談立法政策，各自有組織地向對方抗擊，是典型的大軍團戰役。

至於凱達格蘭大道則很特別，一邊是透過網路臨時匯集的力量，另一邊是現有的政府體制，都有具體與虛擬的成分。訴求是從個人生命開始，訴求是軍中人權，要求體制改變。這臨時匯集的力量是看重個人活生生的眼前生命，運用網路的傳輸來達到感情、訊息與動員。他們直指的體制是軍隊，是特別權力關係的組織，是本質暴力的團體。

也許是過去的世代太慘烈，人命不值錢，因此有那麼一點友善空間，當時的人就覺得不錯了。但目前世代不同，人命值錢，過去的友善空間在今天來看是絕對不夠。父親那輩的人，他們動不動拉伕，不只是戰場血肉橫飛，部隊中各式各樣的不合理作為隨處都是。不要說不合理的典範—日本，德國、蘇聯、美國都類似。看過龍應台的書才知道當年共軍圍攻長春，重演了蒙古軍圍攻金國大都的模式，不知多少百姓餓死，逃出城的就被打死。鄉下被拉伕的，往往只有一半到得了戰場，另一半則水土不服或受虐而死。

台灣確實是後現代了，民間開始強烈要求軍中人權要提昇，台灣也承平數十年，軍隊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不合理的運行沒有出口，導致問題叢生。如果按照人權的合理化要求，其實軍隊難以維繫下去。若一定要維持軍隊，大概只能向東南亞或非洲找傭兵，繼續以不合理的制度帶兵。

在民間的訴求中，因不信任軍事審判，覺得軍審是官官相護，進而要求承平時期改為一般的司法審判，光看這個訴求就令人不解。司法審判或許比軍事審判沒有官官相護的包袱，但司法審判若按照現有規範，未必會如了民間願望。

1.      司法審判重視個人的程序權利，不論原告或被告一視同仁，所以往往下級審認定的某個事實不符上級法院看法，整個案子就廢棄原判決並發回更審。尤其涉及死刑案件，事實常被推究得極細緻，一拖數年甚至十年以上。司法談的正義除了實質的正義（誰是誰非），也談即時的正義，案子拖久了已經沒有正義可言。

2.      法官必須依照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黨派或勢力的干涉，並且案件適用法律的見解未必只有一種，而且各見解也都可能有其法律根據。法官的判斷可能符合法律根據但不符合社會想法，就出現所謂恐龍法官。萬一這案子落入恐龍法官手裡，怎麼辦？難道要換成人民公審？

3.      軍隊的組織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但司法審判的本質是原告與被告地位相等，訴訟關係若改變，也一定影響軍隊的管理。從學校的申訴制度就可以看出端倪，自從教師申訴與學生申訴制度確立後，學校/教師以及學校/學生的關係就發生轉變，一方面受聘者或受教者的權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聘請者或教導者會更謹慎。例如學校會把聘約修改得更嚴格，條文更不利於教師，尤其是年限升等、學術業績；教師要履行更多義務才能保障其職位或工作。學生亦同，教師會設法把成績作非常精細的規範，成績不及格的學生很難申訴成功。所以承平時期軍事審判案件若轉到司法審判，軍官的帶兵方式一定有改變，原本絕對的上下關係將相對化，軍官的權威就是下降。也就是人權確保的同時，但軍隊的指揮體質改變了；從不合理轉向合理。

4.      訴求已經不信任軍事審判能夠追出真相，認為司法審判相對比較合理化。但真相是什麼？如果仔細推究，真相似乎沒有我們想像得那樣客觀，也沒有我們想像得那樣唾手可得。當一個事件發生時，它也隨即成了歷史。歷史事件是由無數的事實組成，但我們得像考古學家一樣，把各樣事實找到並拼回去，設法了解原來的事件真相可能是什麼。不幸的是我們永遠無法找到全部的事實，也常常靠事理經驗去決定如何拼這事實。就第一個問題，歷史的記載是文字與圖畫構成，但文字如何解讀？A殺了B是現象，但A殺B的動機如何？另外，殺的動作能否看出是故意或過失？能否看出有人指使？A的行為有沒有其正義根據？例如謀刺蔣經國的黃文雄、鄭自才，以及謀殺江南的陳啟禮和吳敦，兩者能相提並論嗎？類似的行為，但判讀卻是分歧。就第二個問題，事理經驗往往決定事實取捨的關鍵，以及如何拼圖的要領。如同8/3關切的案子，到後來一定是談有無故意殺人，人確實是死了，但決定惡操的人真的想讓死者毫無活口嗎？我們如何從惡操者的手法或軍官可能賭上自身前途裡，找到決定性的因素？所以要求真相出來的訴求背後，也包含一個重要的事理經驗：從諸些不合程序的疑問，推論是高階軍官施壓才有可能不合理的禁閉和惡操；也就是只有高度集權關係才可能打破原有的程序規則，迫使下級軍士官照辦。這個事理經驗的推論是我們習慣的方式，是不是百分之百準確，沒人知道。換言之，這個推論起碼要有個基礎：下級軍士官沒那個膽敢擅自打破原有程序規則。這個事理經驗往往會決定我們怎麼看待已經得知的事實，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從而把重要的作為真相拼圖的基礎。所以事理經驗如果不同，那麼疑問也會不同，對真相的拼圖拿捏也會不同。實際上，眾人對於軍隊管理的態度是決定事理經驗的關鍵，而事理經驗又決定了如何趨於真相。

若以長期的眼光看不合理走向合理的趨勢，台灣軍隊面臨基本的分水嶺；募兵制度到來，徵兵制走到末期。後面遇到的問題是我們可能連募兵都困難；想當職業兵的不多。所以台灣要麼就宣布成為無武裝的中立國，或是找非洲傭兵。不過從歷史來看，唐朝走到靠傭兵度日的時候，她的輝煌盛世也差不多了。台灣旁邊的軍事大國除美國、中國和日本，連越南、菲律賓都開始增強軍備，而且擺明了不玩[合理]的遊戲。當中國建立航母部隊和核動力潛艦部隊、日本修憲把自衛隊改成軍隊，台灣完全無法置身事外。但8/3凱達格蘭大道的25萬人沒有辦法想這麼多，只有很單純一個訴求：提昇軍中人權。這個聚集是年輕人為主，象徵台灣未來的意見主流。媒體都說這是成熟公民社會的展現，超越黨派。這所謂「待用正義觀」談的是情感和眼前肉身最直接的訴求，並透過瞬間的巨大量體展現輿論，但這量體也很快隱身於社會各角落，等待下一個議題發酵而動員。這25萬的集體意見難道不對嗎？當然有其正義觀！只是國家政府震攝於這量體而照著改，改變之後真的就是樂園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後現代社會的特點是打破各式壓迫，要建立無歧視、無偏見、無壓迫的環境，只是這個特點也把「道」當成是敵人；「道」壓迫了各種不同的言說典範，「道」是文化霸權，因此「無道」的社會將日益成形，但眾人皆曰「成熟」。當然，有可能是我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