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賣青草茶的阿婆又回到教會旁的轉角，生意有一點沒一點的。我個人一直為此事反省；除了有礙教會門面觀瞻的思考，我還能做點什麼？她沒有信主，每次恩惠相遇或愛宴都會想到她的餐點是什麼？我跟她，乃至教會跟她好像是兩個不同世界，她是不是也算待救之人？
提筆至此，看到一篇前往北非沙漠的宣教士文章，訴說另種情境，對自己而言真的太遙遠了。包括日前與Mandy討論「跟隨主」的程度問題；主對那位年輕人鼓勵全然的獻身（放棄一切私有資產），瑪利亞把自己僅有的嫁妝（香膏）整個打碎來膏主的腳。包括登山寶訓的話，應如何看待及實踐。一般的意見是耶穌的教導乃是個人一輩子的努力目標，是個過程。台灣信義會有個重要的教導是不屬時間性的解釋，乃是只有耶穌能夠做到完全的獻身以及完全的信德，因此接受耶穌就得到祂完善力量的支持，乃通及完美。台灣天主教則認為完全獻身是出家人的必要目標，對在俗者可以慢慢來。多年前讀到一個概念，叫做「日常生活中的覺醒」，一直沒有辦法深入體會。曾看到一段吉光片羽，意思是一般人都是利用特定時間靈修，「但更應該利用上班時、炒菜時、陪小孩玩時、在履行責任和義務時加以鍛鍊。為什麼？一個人如果一天只靈修一小時，剩下的二十三小時都沒有，那就好比燒一壼開水，燒一分鐘，剩下的二十三分鐘都在休息，這樣水不容易燒開。反之，如果在日常生活行住坐臥當中實踐，那就像燒開水燒了二十三分鐘，即使沒有特定時間靈修——少燒一分鐘，水也容易煮開。」如果真的能慢慢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意識到主，尋求祂的同行，「全然獻身」的意識應該比較有方向。
文章的題目：終點
我因天主的召叫成為耶穌的小兄弟。我從來沒有懷疑這個聖召。因為如果天主不曾召叫我，我絕不能維持這樣久。
露天而宿，生活在惡劣的氣候中，和那些非常貧窮的土族來往，忍受各種難聞的臭氣：這一切與我的自我革命比較起來，都是小事。反叛自己的人格，和自己的過去完全割斷，生活在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民族當中，是十分困難的。
如你所知，一個小兄弟的生活不是離群的。他必須選擇一個小村莊，一個貧民區，一個遊牧的小鎮住下來，過著和當地最窮的人所過的生活一樣。
這和先到此地來的歐洲人作風正好相反；許多歐洲人是以軍人、傳教士、科技人員、政府官員的身分到非洲來的。他們一來就在自己的歐洲人群中，為自己建造一間歐式的樓房，在土族的社會裡，過著歐式的生活。他們的生活程度也保持著自己本國的水準。
傳教士的工作是傳揚福音、教育、幫助、組織和支持本地人；但他們常常採取歐洲的方式，按歐洲文化、作風、標準行事。這些傳教士所傳的信仰就是他們所付出的一切，包括所有的物質資助。
這當然也不是小事情，愛的奇蹟和英雄式的對天主效忠，不斷地寫在非洲和亞洲這兩片廣大的土地上。教堂、醫院、診療所、學校、社會服務機構等等設立起來，為的是醫治疾病，減輕死亡率和加速落後國家的發展，那是教會傳教運動史上一個偉大的時期。傳教的工作和歐洲國家殖民地的發展、歐洲帝國的建造，是同時展開的。
傳教的工作代表了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滲透，富人向窮人、基督徒向「異教徒」的活動。事情當然不是時時都很順利的，一個傳教士也不能常常保持天主子民的質樸，官員未必都是慷慨公正的。
總之，傳教的歷史，說起來是一個很長的故事，講下去，我們勢必把過去的歷史重新評斷一番。但我們的興趣不在此。不過有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在最近幾年間，這一切都會有重大的改變。
非洲的教會都已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分，都不願作英國、義大利或荷蘭教會的翻版。不但有色人種再不肯和殖民地主義妥協，而起在反抗行動的鼓動下，他們對白種人完全喪失過去的信心。他們蔑視、憎恨從所謂「統治民族」而來的一切以及和他們有關的宗教。
顯然，如果我們只從過去壞的一面看，這種種反抗的行為，都可視為過去不公正和高壓的代價與結果。
因此我們必須對過去的種種作為、態度加以反省。
帶著這種反省的態度，我們可以重新考慮今後教會傳教工作的方向。在這方面，嘉祿的理想，真可說是具先知的灼見。
這位天主的人，從來沒有察覺到這些問題。他被聖靈的力量和光照推著走，在歐洲國家殖民地勢力最盛時到非洲。那時根本沒有任何徵兆顯示非洲會變成現在這種局面。嘉祿一心只想著把福音傳給他的弟兄杜拉人。他瞭解到當時的人還不能瞭解的情況，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作今日在反殖民地思想的情況下，傳教士所做的工作。
他不曾帶著禮物、醫院、診療所、學校和金錢到非洲去。他獨自前往：無助、貧窮。他明白歐洲的權力，甚至從醫院和學校裡也可看到，對於非洲人的精神生活，沒有什麼好處，而且這物質資助以不能如過去一般為天主的愛作見證。
他也明白，當地的土族，不管是怎樣沒有知識，怎樣貧窮，都已不願意接受一個在他們看來是高高在上，一個完全屬於某個特殊民族、某種特殊文化的訊息。
必須有人向他們顯示新的作法、新的訊息。其實，從一個角度說，這也不是新的了。這一切在福音裡早已記載。福音的喜訊應該以一種新的純潔、新的力量活現出來：這就是貧窮、犧牲、謙虛和沉默的作證。這方法是否只適用於貧窮的國家，還是一個可爭論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人，不管是哪一國的，總會害怕權力；今日受權力、財富統御的教會使人害怕。
人被他目睹的科學發展嚇怕了，反而覺得弱小、無助、單純、悅目可喜。人們更對一個大聲疾呼的神的代言人無比恐懼。
這就是嘉祿廣受歡迎的秘密；他空手而來，在野蠻的杜拉族人中，完全沒有自衛的力量。他空手去到阿拉伯國家，生活、衣著完全像個阿拉伯人。他生活在那些歐洲人的僕人群中，就像他們是他主人一樣。他造他隱居小屋，不是羅馬式或歌德式，而是簡樸、貧窮的沙哈拉回教寺院式。
生活貧窮並且衣著和他們一樣，接受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的語言；他很快就推倒隔在他們之間的牆，而與他們有真正的，在同等地位上應有的交往。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沙漠中的一幕，這一幕具體表現了這種新式的傳教方式、是一種高度的愛、走向未認識基督的人群中。
我騎駱駝沿著沙漠中的路跡在則立維至艾阿比之間行走，目的是找一個沙漠去處獨自生活幾天。
途中，我來到一塊工地。大約有五十個當地人正在一個工程部隊的低級官員監督下，辛勤地修補被冬雨沖毀的路段。在沙哈拉找不到機器，也沒有現代的科學技術，工人只好終日在烈日下和漫天的沙塵中辛苦地揮動鐵鍬。
我沿著工地走過，一面回答工人的招呼，一面讓他們從我的水囊喝水解渴。在某一處，就在其中一個張開等水喝的嘴角邊，我看到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微笑。
窮苦、衣衫襤褸、流著汗、渴；這就是保祿兄弟。他選擇修路的苦工為他的十字架，作為他在工人當中的酵母。沒有人能從那些破爛的衣服後面、那叢鬍子、那塊被沙塵和太陽燻黃的頭巾後面，看出他是一個歐洲人。
我認識保祿兄弟，因為我們是初學院的同學※。他是巴黎人，工程師。當他在拉日那原子彈中心工作時，聽到天主的召喚，他放棄了一切，成為小兄弟會的一員。現在，他就在那裡，沒有人知道他是一名工程師。他只是一個窮人，和他們一樣。
我記得他母親，她在保祿兄弟發願時到初學院來過。
「卡羅修士」，她對我說：「幫我瞭解我兒子的聖召。我使他成為工程師；而你們卻使他成為勞工。為什麼？你們至少也應該使我的兒子有機會利用他本身的價值，讓他作一個知識份子所做的工作。這對於教會不是更有用處？更有益處？」
「有些事情」，我回答說：「我們不能靠普通常識或理智來理解。只有信仰能開啟我們的心智。為什麼耶穌要做窮人？為什麼他要隱藏其神聖尊嚴和身分？為什麼他要在我們當中過最卑微的生活？是什麼叫他--生命的本身--被十字架擊敗，要他身受加略山的羞辱和要他忍受死亡的失敗？不，教會不再需要一位工程師，她需要一粒麥子，死在它的田溝裡。」
世上有許多東西是不能瞭解的。在我們四周的一切，可不就是不可解的奧祕嗎？
我可以瞭解為什麼保祿兄弟為天主之愛、它的兄弟之愛而放棄一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一切。但我也了解他母親的反應。不錯，許多人也會說：「可惜，這樣聰明的一個人，跑到沙哈拉去工作。他很可以建造一間大印刷廠，印刷許多好的文學作品，他很可以………….。」他們可能說的對。
要徹底明白人的奧祕，也就是天主大奧祕的一部分，是很難的。有不少人夢想一個有權力的教會，有豐富的潛能和資源；也有人要教會貧窮和卑微。有些人苦苦研讀，希望使基督徒的思想豐富，也有些人為了愛天主和他的兄弟而放棄知識的鑽研。
這是信仰的奧祕！
保祿兄弟對於擁有足以影響人的力量，不感興趣，祈禱和退隱就使他覺得滿足。其他的人應該找尋聖化他們自己的方法。
我母親希望教會擁有一切的財富，以便有效地達成她的使命。我怎能懷疑她的信仰？
而我，她的兒子，卻和她相反。我只夢想一個更單純的信仰，一個更深切的貧窮，尤其是一個建立在沒有財富的基礎上的使命。從一個角度說，我不也想得對嗎？
很難判定誰是誰非，甚至耶穌也求我們不要試圖解答這些難題。但有一項真理，我們必須死死抓住他，那就是愛。
愛確保我們的行為。愛激發我們所有的行動。愛是律法的滿全。
如果因為愛，保祿兄弟選擇了死在沙漠的路跡上，這樣做確保他無咎。
但，如果因為愛，聖鲍思高和薛丹修女開學校和建醫院，這樣做也確保他們無咎。
又如果因為愛，聖多馬斯＊在書本中消耗他一生，這樣做也確保他無咎。
問題只在怎樣把這不同的「在行動中的愛」放在一個正確的透視點上。關於這一點，耶穌教我們一個毫不妥協的辦法：
「你們當中最偉大的要先成為最卑微的，領袖要成為僕人。」
他又說：「沒有比為自己的朋友而犧牲生命的愛更偉大。」
※初學院：當修士的第一個養成訓練處
＊聖多馬斯：中世紀最深邃的神學家，天主教封他為天使聖師。
